迎接九七‧七一，邁向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相與之新紀元

這篇文章是我在1997香港回歸前的文章，放在基督中國關懷網絡之上。由於GeoCities即將關閉，便搬家到此，作個紀念。

近代的基督宗教與中國的接觸

傳說使徒多馬曾到過中國傳福音。不管事實如何，至少由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聶斯脫利派之傳教士來長安建立「景教」開始，基督宗教在中國傳佈的方式與策略和近代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並非沒有內在的衝突，但在早期傳教士謙恭卑微的態度下，尚不至發生大亂子。在鴉片戰爭之後，基督宗教無論在傳教拓展各方面均遭受到了前所未見的困難。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是福音的預工原本便具有的困難，還是中國不適合基督宗教，是塊「硬土」？現在看來，恐怕最大的原因應該是當時基督宗教的傳佈者、信仰者與近代影響中國甚劇的帝國主義侵華野心與其產物：不平等條約之間割不斷撇不清的干係所致！

我們以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宣教士為例。馬禮遜1807年進入中國，1809年即被從事對華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聘為翻譯，更於1816年被任為英國使臣阿美士德的翻譯官，1834年接受了任命為副領事的職位。關於英國將鴉片販賣給中國的政策與行徑，馬禮遜沒有任何理由不知道。當然他的錯誤不在他服職於東印度公司或使館，但是他的生前（於鴉片戰爭前1834年逝世於廣州）並無任何對英國販賣鴉片的作法不當，發出先知性的反省與批判言論的事實，則大大失去他的基督徒立場！

在馬禮遜傳教的時代，中國還是禁教的，宣教士不得不依附在公司，以職工的身份來華「非法」宣教。但鴉片戰爭打下來，開了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先例之後，接連戰爭後的條約裡，都有傳教士參與制訂條約，並在其中加入傳教條款，以便更加深入內地「合法」傳教。於是有傳教士改變了先前明、清時代傳教的謙遜作風，以種族優越感的意識傳教。他們企圖以「西方基督宗教」的面貌（請注意，這些傳教士心目中的基督宗教面貌充其量不過是西方傳教士的想法，不代表基督我們的上帝要加在中國領土的主張），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更藉不平等條約與武力保障粗暴地干涉內政，遂引發一連串的嚴重教案。這些教案的後果是西方更因此作為侵略中國的合理化藉口，進一步更深更狠地強取豪奪、瓜分中國。

雖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有教案的發生，但都不致於像上述時期在範圍、深度上的嚴重！而且，這些教案的發生時機有明顯的高峰期：1844年、1862年、1874年、1884年、1895年與1900年，都對照到中國（請注意，包含台灣省）受到外國勢力欺壓侮辱的最高峰：

1842南京條約的簽訂（開端）到1844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日美侵臺、中法戰爭、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雖然教案發生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也可能是中國人民因面抗壓迫，而起的的民族仇恨與排外行為錯加在當時所見洋人比例最多的機關團體（教會）而不是基督宗教豐富的、具有真實、美善生命力的內涵本身被排斥，但是基督宗教在中國自此被加上了「洋教」、「船堅砲利保障下的強制信仰」，甚至「為西方帝國主義服務」等的稱號，卻是至今仍為大眾所認定的事實！既使如此，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傳教士挺身而出，向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發出譴責之聲，因鴉片戰爭為英國感到羞恥，甚至宣布放棄領事裁判權，發生教案時不向中國求償也不向母國伸張者。這當中最有名的代表乃是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宣教士（James Hudson Taylor）。但追根究柢地看，基督宗教與中國國難的來源族群的高度相關與重疊性，增加了在中國傳教的難度。

鴉片戰爭vs近代中國

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已經愈來愈難體會到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迫害之深與壓榨之狠的情境。學界高舉後現代、後殖民理論，認定民族主義已落後過時；政治圈分離主義、台獨獨台主張充斥；教會界唯恐挑起仇恨、反教情緒，而對相關的中國近代以來的基督宗教宣教史也採取幾乎不加聞問的政策。就連因為「聯考要考」而最清楚的中學生也身陷於一連串條約、賠償金額數字與事件之中難以自拔。總之，大家在教外建立了教內共識「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但是，我們做為基督徒，尤其是近代的中國基督徒，更應該學習到前人留下的教訓：

不應光是興奮於傳教範圍、人數、「果效」、氣勢的利我因素，而不好好地處理文化與社會的問題。若是使全人口50％的「入教」（請注意，入教不代表在主前的得救）的可能因素或手段會帶來另外50%因而跌倒不信，我們相信愛我們的主不會贊同我們這麼做的：因為祂會為失去一隻羊而放下另外的「九十九」隻，去找尋失去的那「一」隻羊，何況在中國當時基督徒人口是那樣的相對少數！

以近代中國國難的開端鴉片戰爭為例。英國政府為了打破進不了中國國民經濟市場的境況，以不道德的手段：販賣鴉片，並拒絕承認中國有拒絕進口鴉片的權力而將禁煙事件解釋為「妨礙公平貿易」，進而出兵中國。由表一可以看出：在1820年與1826年，中國的白銀雖然是入超的狀況可是卻不斷減少，終至1830年成為出超白銀3,887,972兩，且於1833年達到出超4,340,589兩。在鴉片消費激增額方面，由1816年的4,084,000銀元，激增至1837年的19,814,000銀元。表二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4,420箱，暴增至1835-1838年的35,445箱；同時英印政府的鴉片收入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6,530,564銀元，增至1835-1838年的14,435,250銀元。這樣卑鄙惡狠很地強取豪奪，乃是建立在對中國人民生存權的極度漠視上，與現今動不動強調人權的面貌相差不只千萬里！對已被踐踏在地的民族自尊心來說，將無處、無法宣洩的憤恨傾洩在舉目所見的外來族群事務、族群上，與現在仍有許多民族知識份子排拒基督宗教是當然而可理解的結果（這並不是說明教案發生的合理性）！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了。雖然不能將所有的屈辱全然怪罪洋人而無視於自己政府的腐敗無能，基督宗教和近代中國國難的結合卻在此始作俑者，使得基督宗教、中國的文化涵化過程除了家族和教會的個人主義式的傳佈衝突尚未獲得解決又再加上了國家政治體系與教會屬國的政治、武力對抗而激起的對教會、信仰的民族主義揚棄。這樣錯綜複雜的意識糾葛，不但致使中國幾代的民族士紳、知識份子對基督宗教美善的深刻內涵無感與忽視，更進而以「洋」字號灌在「教」上，以各樣方式在各個時代反制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佈與拓展。

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絕不能輕易地以「敵基督」來看待這些反教的士紳、知識份子、政黨甚至人民！要改變基督宗教在中國為「洋教」的面貌，我們必須回到原點，柔順謙卑地在上帝和人民面前，靠著祂的力量悔改、逐一解決我們早就該解決的問題。

迎接九七‧七一，邁向中國苦難的終結和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之新紀元

從香港被英政府強佔到現在一百五十餘年，中國經歷了許多苦難：被瓜分、強佔而被迫領土分裂，自尊心甚至在站起來之後仍不大健康！統治者也被只片面認識到基督宗教而未全面認識基督的無神論者取代了。對於中國，尤其對於在台灣的基督徒來說，不應該一味認定這是災難。反而要認識到上帝對我們的教訓和警惕，真正實現主要我們「盡心、盡力、盡義愛主我們的上帝，其餘（指人）也相仿」的最大誡命才是。

現在一九九七的七月一日來臨，香港要回到我們中國的家園了。我們在主裡深深盼望這是咱們中國與中國教會近代苦難之真正終結的開始而不是另一個抵制與苦難的開始！在這當頭是要歡歡喜喜滿心期待的盼著和人民一起建立新關係，還是要像以前日本侵華時代開城門迎日軍佔領、在教會參拜神社等一般再一次悖離中國人民擺脫恥辱的心願，以「反對中國併吞」在歷史上在一次寫下讓迷失的羊永遠迷失的見證！讓基督，讓基督的真善美，讓基督宗教真正摸到全中國人民的心，來改變我們自己，改變中國，改變基督宗教在中國，邁向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相與的新紀元！

表一

年度     中國鴉片消費激增*           中國白銀流出流入**
1816     4,084,000 　
1820     8,400,800                          入超5,512,380
1826 　                                            入超1,228,464
1830   13,744,000                          出超3,887,972
1833 　                                            出超4,340,589
1837   19,814,000

表二

年份    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年平均***   英印政府鴉片收入的激增年平均*
1815-1819     4,420                                                                                  6,530,564
1835-1838   35,445                                                                                14,435,250

以上表格資料取材自人間出版社舉辦之「一個半世紀的滄桑：香港155年歷史照片展」圖片說明。*單位為銀元 **單位為兩 ***單位為箱。